经济信息摘要(协会动态2012年第8期总第129期）

注重内贸发展是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而想要促进消费，形成居民的合理消费预期，唯有尽早出台众望所归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要扭转国内市场贸易成本竟然比国际市场还高的怪状，唯有加紧国内市场流通机制的建设。

有两个即将出台的发展规划近日引起各方广泛关注。第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部国家级内贸发展专项规划——《国内贸易发展规划(2011-2015年)》，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亿元，比现有规模增长约80%。第二个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服务业发展规划（2011-2015）》，目标是到2015年，争取使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43.1%提高至47.1%。

这两个规划，着力点都在扩大内需。从已披露的情况来看，这部“促内需”新规划大体包括：尽快出台加大现有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办法；对家具建材等产品消费实行补贴政策；推动出台流通领域税收减免；适度调整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等。同时，在促消费支持措施方面，除补贴外，也将在免税、退税、贴息等方面展开适当探索。

至于促进内贸发展的具体环节，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一是如何促进消费，二是如何建立流通渠道。诚然，收入是消费函数中最重要的变量，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实际增长9.7%，增速明显高于2010年和2011年，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高达85%以上，城镇居民购买力增强有利于消费增长。但是收入差距过大等，已成扩大消费的掣肘。可以看到，当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出台时消费出现了快速增长态势，而当这些刺激政策或相关条件退出后，部分消费品增速出现了明显下滑态势。所以，想要促成居民的合理消费预期，唯有尽早出台众望所归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多年来过于依赖外贸出口导向型的思维，使得我国整个优势资源都投入到了外贸领域，从而忽视国内市场的建设。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就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全面萎缩，很多专家都提出要抓紧拓展国内市场，但绝大多数企业在衡量了国内市场的物流等一系列成本之后，却宁愿坐等国际市场回暖也不愿去开拓国内市场。除这些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缘故之外，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国内市场的流通机制还没能很好地建立起来，以至于国内区域市场贸易成本竟然比国际市场还高，这叫企业怎么受得了？

中国经济要避免出现大幅失速的局面，主要动力来源于拉动内需。但是如何拉动却需要仔细斟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给出了坚定而明确的答案：城镇化。在日前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李克强强调，要顺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挥城镇化综合效应，释放内需巨大潜力，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

李克强对城市化问题特别重视。今年2月他在《求是》上发表文章，强调“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在3月份举办的2012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他强调“中国扩大内需，城镇化是最大的潜力”。在其后举行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等一系列国内外场合，李克强反复强调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正如李克强所说，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

推进城镇化与当前的控制房价是否矛盾？并不矛盾。畸形的高房价不仅吸纳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而且抬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当前控制高房价和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正是为推进城镇化创造了必要条件。

推进城镇化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确保粮食安全问题；二是顺应社会发展状况、顺应农民意愿的问题。我们要的是积极稳妥的城镇化，不是一窝蜂的城镇化。

时至今日，不少人仍寄希望于类似4万亿的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再次起飞，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日益膨胀，传统投资拉动模式的边际效益递减。在这轮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不乐观的观点恐怕居多数，不乐观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政府似乎不会像2009年那样推出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来刺激经济。这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2009年实施的一大批投资项目，已经覆盖了不少未来发展需求，也就是把原本是未来该投资的项目提前去投资了。况且地方政府也为此增加了不少债务，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又大幅减少，使得其今后的财政能力受到约束。

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中，投资是主要推力，但投资不仅是靠政府，更靠民间投资。以去年为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33万亿元，直接来自财政的预算内资金仅为1.4万亿元。此外，全国土地转让金收入为3.1万亿元。假设其中30%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则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投资资金来源占比仅为12%，可见，政府资金对投资的贡献非常小。而从今年上半年看，国家预算内资金仅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左右，但民间投资总额要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远远超过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部分。因此，如果说中国经济今后还需要靠投资拉动，那么，这个投资也主要靠民间投资而非政府投资或国企投资。

为了让民企恢复活力，今后应该在降低税负和开放投资领域方面力度更大，使得民企的发展环境、税负水平和可投资领域与国际惯例一致。从长远看，中国民企的发展空间还非常大，尤其在金融、电信、石油开采等一些民企比重极低的行业，若这些行业的国退民进步伐加快，则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民企可增加投资，一举两得。

从短期看，实体经济的去库存已到末期，三季度起经济将出现回升，但回升的力度可能不大，今后两年经济增速还是在8%上下，呈现L型走势。就长期而言，城市化进程是中国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口的流动和民企的发展都是民间推动经济增长的体现。

但从今后5-10年这一中期看，中国经济在经历多年高增长之后，或许步入了较长的结构调整期，产业升级还未全面展开，而产能过剩却已掣肘企业发展，民企绝大部分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定价能力。因此，今后民企将出现业绩的分化和产业整合，优胜劣汰之下会有一大批企业倒闭，同样也会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企通过兼并收购而做大做强。不管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看空中国经济，调整的过程或许是痛苦和曲折的，但前景却是光明的，很多现实问题看似复杂，但也会促发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的改革。

9月11日开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罕见的严厉批判了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歪曲，温总理指出因为中国政府科学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及时纠正了市场失灵，才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可以说中国政府早就注意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温家宝总理也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等多种场合都反复提到过市场失灵的问题。

政策松动下，铁路体制改革能否出现根本性转机？国务院今年3月下发通知，批转的国家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显示，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要求，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抓紧完善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配套措施。

截至2012年8月底，中国人民币贷款余额已高达60.9万亿，较2008年底的30.3万亿，翻了一番，信贷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2%，高出1978年至2008年期间17.8%年复合增长率3个多百分点。

此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对于1994年税制改革遗留问题的改革。在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经济下行时期进行营改增这样的税制调整，是一次应用财政减税反周期政策的尝试，其中的关键是财政收入减少的幅度可能动摇政府改革的决心。

通胀压力本身没有消除，公共投资的扩大很有可能导致CPI的大幅反弹，这显然是政府和社会都不能承受的，也会导致货币政策更加难以选择。7月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国企上半年利润下滑 11.6%，成本费用却反增12.8%。考虑到国企在我国经济中的代表性，实际上已经显出了一定程度的滞胀苗头，这是需要警惕的。

近来，经济学界为是投资还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争论不休，而这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判断以及中国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

指标	单位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当季GDP （同比%）	万亿元	12年	107995（8.1%）	119103（7.6%）
当季GDP （同比%）	万亿元	11年	97101（9.7%）	108674（9.5%）	115444（9.1%）	150345（8.9%）
累计GDP （同比%）	%	12年	107995（8.1%）	227098（7.8%）
累计GDP （同比%）	%	11年	97101（9.7%）	205775（9.6%）	321219（9.4%）	471564（9.2%）
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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